曹和平:内循环可矫正过去一段时间内扭曲的市场

  “国内大循环可矫正国民经济体系因长年出口导向导致的国内市场成分不足,双循环导向又可巩固启动内需大市场时有可能弱化早先海外市场累积的份额优势。双循环战略取长补短,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发展的导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在《打响中国经济内循环人民战争》中写道。

  7月21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再一次清晰地阐述了“内循环”经济概念:“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曹和平基于此,结合历史与企业结构,写下文章《打响中国经济内循环人民战争》,备受好评。

  过去13年,曹和平一直致力于高新技术和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研究。他认为,国外和国内的双循环,能够让国民经济体系内外两个轮子的驱动均衡性发展,投资向数字基础设施下的联网共享经济,以及其对应的基础设施方向变化,中国经济的结构的升级换代。如果赶上这一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潮流,中国经济增长会非常好。

  以下,是曹和平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内容。

  《中国经营报》:内循环概念提出后,大家的解读各有不同,甚至也有人担心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当然,更多人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倡导。您怎么看?

  曹和平:现在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疫情的打击下,我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启动内循环。启动内循环以后,社会上有两种舆论,其中一种舆论是说,中国在国际上的整个大环境糟透了,在加上疫情,双重打击下,中国经济有外向型转向为闭关锁国了,这种舆论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以前我们倡导出口导向的时候,大家就讨论过姓资还是姓社。这两种思想是特别要不得的。

  我们不论是哪个方向,都一定是让中国百姓受益,经济结构变迁,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它的潜在生产能力的水平,才会对中国有好处,不要先入为主,因为不符合个人的意识形态,你就认为是错的。

  在我看来,内循环,就是中国14亿人,人均GDP越过1万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25%以下,食品消费降到20%以下,服装和一些日用的文化类的消费降得更低的时候,我们具备教育、医疗、健康、养老、创新、发明、仪器,高端住宅、数字商业跟服务器、网络的搜索平台、第六代智能交易、中央顶层账户经济系统算理和算能体系,这才是真正的内需。

  内需不是14亿人吃饭的内需、穿衣的内需,不是餐馆、酒店、吃喝玩乐、旅游、谈情说爱与慢生活。内需是真正的国民经济体系升级的时候,整个产业板块之间的互相需求。内需包括投资需求、政府公共需求、消费需求、创新需求等等,千万别把它想象成吃喝拉撒睡,那就错了。

  《中国经营报》:从启动改革开放,到提出双循环,有漫长的、历史变化的多种因素。在您看来,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读者也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关注这个过程的?

  曹和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当时国务院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就国民经济体系运行问题提出过国际大循环,后来海外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倡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经济。那时我们只有劳动力,但没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加工设施、工厂车间、工艺管理流程,出口从何而来?

  后来我们就借用港台和国际华人对海外市场了解的优势,招商引资,内地建设各种各样的园区,于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型经济还很成功。

  随之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物质产品的生产份额巨大,比如生产了全世界1/3左右的物质产品,但是我们利润率却非常低,所以年GDP的份额和时间同等的工业产值国家相比太小,也就出现了物质产品生产份额巨大和价值实现份额过小的大分流现象。所以十八大以后,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新模式,一定要把经济从超高速物质产品生产份额巨大,降下来变成中高速,这样达到环境可持续,产业链升级换代,经济结构变迁,走向新常态。

  2013年开始,到2016年前后,我们完成了走向新常态,当时有一句话叫脱新入常,即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结构转变完成。但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有了中美贸易战,开始时针对贸易平衡,后来牵扯到汇率平衡,变成人民币和国际结算支付,再到技术之战,抵制中国技术,进而扩大规模,上升到产业之争,再上升到了增长模式之争。特朗普这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给中国脱新入常造成了阻碍。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第一个打击的国家是中国,然后无差别地打击了全世界,导致全球的需求在下降。原来我们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型模式,在目前的形势下需要转变,怎么让中国经济维持一个脱新入常以后的可持续增长模式呢?我们就要走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型的外循环,以及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的内循环,两个轮子拖动国民经济体系向前更加均衡地成长。这就是我理解的国内国际大循环的历史,国民经济体系结构和现在的问题。

  所以当总书记7月21日跟企业家谈话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内循环的情况,将总书记的想法,企业家的反馈,结合历史和当前经济结构,写了一篇说明。也收到了一些好的反馈,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就是党和政府真正地关心各类企业了。

  《中国经营报》:在写那篇文章之前,企业界的人士和您聊的时候,他们认为当前形势对他们有哪些影响?

  曹和平:今年我一直在全国进行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国民经济体系升级换代方面,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方面做调研,调研时发现,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有很多公司年初购的货,积压仓库。比如有1000亿元的购货可能卖出去60%,40%就积压到仓库,这对企业是很大的打击。

  六七月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出口的迟滞,6个人群密集型的行业里边消费不畅,使得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和微微企业的流动性出现了极度困难。于是总书记和企业家座谈时也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要保护企业,流动性出困。比如说租金、社保、医保、转型培训,还有其他的各种一揽子政策方面,比如说产业发展政策方面扶持;

  第二,政府要启动一些对国民经济体系中长期增长的重大工程项目,比如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要进行新型数字技术下的新型技术革命和创新,使得把这一次流动性困难化为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动力。

  不仅企业家座谈会是这样,我在全国各地座谈也是这样,冰火两重天: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增长得很快,增长40%~70%;可是线下的经济和门店的经济是方舱型的,比如说医院、学校、电影院、飞机的密封舱和高铁的出入口,伤害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整个经济流动不畅,关于货币的流动性,政策还可以再宽一点。

  《中国经营报》:您一直在提倡数字经济,它对于当下倡导的内循环经济有哪些推动作用?

  曹和平: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像现在这样的力度,连续支持3~5年,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要比美国更先进。再过10年到15年,如果我们把数字技术内置到航空港、空海铁联运、高速公路,那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可能就比美国要上升一个台阶,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体的后续产业有放大作用。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数字替代,有人担心会造成失业,其实不会,因为数字替代经济还会伴随着“素质创造经济”,而且数字技术的劳动就业弹性比制造经济的劳动就业弹性要高。所以数字经济越发展,就业形势越好,而不是就业形势越恶化。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会把原来一些特别稀缺的资源,反馈给普通老百姓。我们会发现,原来某些只有高职、高干、大咖才能分享的资源,现在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分享,这就是福利。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均收入的提高,是以实实在在分享到的福利为先而提高的,数字经济就会让智能智慧给人类服务,进而刺激民众消费,扩大内需。

  国外和国内的双循环,能够让国民经济体系内外两个轮子的驱动下均衡性发展,投资向数字基础设施下的联网共享经济,以及其对应的基础设施方向变化,中国经济的结构的升级换代。如果赶上这一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潮流,中国经济增长会非常好。

  《中国经营报》:我们现在倡导双循环、内循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在之前,我们对国内大市场的开发不足,却过多地在乎对外投资?

  曹和平:说得非常对,其实全社会都有忽视,具体表现为政府和企业的意识较弱。

  从企业角度,我们主要出口创汇产业园区都属于出口服务,一个企业是否有很多出口份额,是否有稳定的销售和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以及是否能上市等等一系列标准,使得我们对国内的消费市场照顾不足。所以双循环,如果能够解决我们的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就会把国内原来被忽略的市场份额,或者潜在的市场形态培养出来。

  其实我们现在的消费市场不错,但是我们有些市场非常弱,比如说厂商中间品市场,最典型的是我们的芯片市场,越买国外的芯片,越替代了国内芯片业发展的可能。这说明,厂商中间品市场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型经济的时候,使得我们的中间品市场特别的弱。中间品市场弱,就不会生产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路的产品。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超市里边的模特都是西方人形象,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市场都面对海外,甚至觉得洋人就是漂亮。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只有盈利的市场才是好的,西方市场能盈利,所以西方市场是好的。其实国内厂商中间品市场同样能盈利,只是没有培养而已,于是大家错误地认为国内的市场不好,内循环就能把过去这一段扭曲的市场矫正回来,而让被抑制的市场成熟和成长,进而通过市场的成长拉动供给和生产。

  从政府主导方面,在原来园区发展的基础上还可以提高,尤其在数字技术上面。有时因为对企业数字创新不熟悉,会造成政府与企业互相怀疑。于是创新的企业拿不到钱,不想干的企业也拿不到钱,所有的钱都变成了资产泡沫。

  《中国经营报》:您刚讲的“扭曲的市场”,您认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扭曲,企业家需要有怎样的认识调整?

  曹和平:比如说我们有9000多个大宗商品市场,24000个产业园区,我们的产业园区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全世界1/3的市场份额,但是我们9000多个大宗商品市场全都是厂商集聚,没有定价权。你会发现产能过剩,但是定价能力过弱。

  全世界人均收入,比如说美国是6万美元,我们还是1万美元,如果没有定价权,人均收入就很低。因为市场形态很低,市场发展有7个台阶,我们一直在3个台阶以下,只有第5个台阶才能定价。

  定价权必须要做市商,在市场里边进行做市,价格走向收敛,价格逐渐稳定,才有诚信可言,我们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从来都不均衡。

  市场上一个买卖商品的中间商,同样的商品在短期频繁变价,会导致没有地域性的诚信,那如何有广域的市场辐射能力呢?汽车行业是这样,纺织行业是这样,服装行业是这样,物流行业也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还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在对外出口产品,是因为要素市场的劳动生产力比较优势,他们以低价去竞争,而不是以质量去竞争,所以在新常态里面,我们要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去推进。

  《中国经营报》:您认为,在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国内的企业应如何应对,应该有哪些侧重点?

  曹和平:过去13年,我一直在进行高新技术和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研究,这两个领域其实不错,唯一就是在有些领域,比如说在真正的技术创新领域的区块链,小微企业、微微企业的三五个人出去创业,自己的三五百万块钱花完了,还没有打开市场,资金今年一断,这些人把工作一辞,这可能就僵死到这儿了,我觉得这种扶持恐怕还不够。

  另外,就是线上的第三代市场平台,同一个技术平面上的竞争非常激烈,结果利润率就降得非常低。所以急需要把第三代线上的超级电商平台,升级为俱乐部平台,要上升到这一段的话,数字基础设施就要跟上。

  从历史看,企业在国内发展比在国外发展要好得多,今年全世界500强里面,中国是124个,美国是121个,30年前中国连一个也没有。中国企业成长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你可千万不要把这好机会丢掉了。我对企业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善待自己,不能说谎,要真正做企业家。过去靠蒙个人给政府写个方案,政府支持你,给几十亩地或者一两百亩地,你低价拿到土地高价一卖,二三十年政府的基层领导对这套路都明白了。当企业家第一步就是诚实,不是说笨蛋,是聪明式的诚实。

  第二,善待员工,不是娇惯员工,你既要严,又要有效率,还要把这些年轻人留下,这种善待可是很难的。

  第三,善待工艺流程,这工艺流程千万不能偷工减料,而且有要创新。换句话说,你必须得是一个真企业家。

  第四,学会流动性管理,尤其小微企业和微微企业一定要学会流动性管理,不是要做记流水账的会计,自己对你流动性的收入的周期和你每个月的支出,你要做一个财务总监事的安排。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

(责任编辑:DF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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